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脆弱性评价研究
丁文强1,2, 李平2, 尹燕亭2, 侯向阳2,*
1.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2.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农业部草地生态与修复重点实验室,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通信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houxy16@126.com

作者简介:丁文强(1983-),男,甘肃通渭人,在读博士。E-mail:dwqjz@126.com

摘要

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Delphi专家咨询法构建了包含5个目标层指标和15个指标层指标的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中国北方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草原化荒漠、山地草原6大草原类型15个旗县727户牧户生计资本状况,探讨牧户及区域尺度牧户脆弱性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两轮专家咨询的专家意见协调系数分别为0.445和0.692,经卡方检验 P<0.01,可见该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可信;2)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生计资本存量低,牧户家庭脆弱性指数均值为0.2990,脆弱性高;3)依据牧户脆弱性指数的大小,运用K-means Cluster方法进行样本聚类,根据聚类结果可将牧户脆弱性分为高低两类,聚类分析结果通过方差检验, F值极显著;4)高脆弱性牧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大类生计资本存量显著低于低脆弱性牧户;5)区域尺度牧户脆弱性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山地草原>草原化荒漠>荒漠草原>沙地草原>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区域尺度牧户脆弱性自西向东依次减小明显地带性规律。

关键词: 可持续生计; 北方草原区; 牧户; 脆弱性评价
doi: 10.11686/cyxb2016414
Vulnerability of herder household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the grassland of Northern China
DING Wen-Qiang1,2, LI Ping2, YIN Yan-Ting2, HOU Xiang-Yang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Agro-ecosystems, College of Pastoral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2.Institute of Grassland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Key of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Ecology and Restor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Hohhot 010010, China
Abstract

We developed an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Delphi method to assess the vulnerability of herder household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the grassland regions in northern China. The herder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conditions were measured in the meadow steppe, typical steppe, desert steppe, sandy steppe, and desert and mountain steppe regions of northern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iation were also explored at household and regional scales. In the two rounds of expert opinion of the herders, the coefficients of coordination were 0.445 and 0.692 ( P<0.01).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the herders in northern China was lower, indicating that these herders were vulnerable (mean vulnerability index, 0.2990). The herders were cluster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K-means clustering metho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an F-test and the F-value was significant, confirming that the herder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 the basis of their vulnerability index. The herders’ human capital, natural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finan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stock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more vulnerable group than in the less vulnerable group. On the whole, the householders’ vulnerability tended to decrease from west to east at the county or regional scales. The regions were ranked, from most vulnerable herder households to least vulnerable, as follows: mountain steppe>steppe desert>desert steppe>sandy steppe>meadow steppe>typical steppe.

Keywor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rassland of northern china; herders; evaluation of the vulnerability

中国北方天然草原面积约为3.13亿hm2, 占全国天然草原面积的79.7%, 在维护国家和区域安全中起重要生态屏障作用。近百年来, 在全球自然和人为等复杂因素的多重影响下, 中国北方草原自然灾害呈现高发态势, 大面积持续干旱、沙尘暴、雪灾等灾害在我国北方草原频繁发生, 给牧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危害[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草原牧区实施畜草双承包责任制, 牧户成为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生态保护的基本单元[2]。随着“ 草场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责任制” 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 中国北方草原区生产方式由游牧向定居定牧转变[3]。中国草原牧区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逐步分化瓦解, 牧户生计受到社会经济等不稳定因素冲击的风险增强[4]。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民生计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脆弱性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被White[5]在自然灾害研究中首次使用以来其概念内涵、评价方法等经历了内容扩展和学科综合化的过程, 学科视角的差异成为多元化理解脆弱性的根源。在人文社科视角下, 世界银行[6], Sharp[7], 陈传波[8], 李小云等[9]国内外众多学者和组织对脆弱性概念的理解具有代表性, 主要指系统单元在现有资产的配置状况下承受打击的可能及其抵御风险的现实和潜在能力[6, 7, 8, 9]。在其对脆弱性内涵解构的基础上, 众多科学组织均在探索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和评估方法。在大量的分析框架中, 英国国际开发署[7]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关注脆弱群体脆弱性的调节和改善, 从生计方式和生计资产组合入手, 分析现有生计的长处和应对冲击的限制因素和潜力, 以提高人们生计的可持续性, 使其能独立应付各种冲击和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用于全球、国家、地区、区域、家庭等不同尺度获得广泛认同[10]

目前, 一些国际机构基于该框架开展了大量评价研究。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将其应用于评估印度-克什喜马拉雅地区的环境状况对贫困山区人民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减灾研究所(DMI)评估南亚民众对灾害的脆弱性, 探寻降低灾害风险的生计方式[11]。AIACC项目评估苏丹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自然灾害不利影响的应对和抵御能力[12]。Sharp[7]在农户层面上将生计资产细分为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资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等5个指标, 采用农户调查数据, 计算生计资产指数以评估贫困程度, 试图揭示埃塞俄比亚农村贫困的起因和过程。Hahn[13]将生计评估方法应用于非洲东部莫桑比克自然灾害的脆弱性评估, 构建的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量化分析了社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中国学者李小云等[9]将Sharp[7]的生计资产评估体系进行了本土化应用, 定量评估中国福建沙县和广西马山县4 个行政村的农户脆弱性, 研究认为生计资产的缺乏是导致农户脆弱性的直接原因。黎洁等[14]用该框架分析了我国西部贫困退耕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后果[14]。杨云彦等[15]调查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农户生计资本。苏芳等[16]探讨了中国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阎建忠等[17]基于该框架评估了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脆弱性。赵雪雁等[18]研究了中国甘肃甘南高原生计资本对农牧民生计活动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丁文强[19]和侯向阳等[20]运用该框架对我国北方荒漠草原区牧户的生计资本进行评价。李聪等[21]对陕南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朱建军等[22]测量了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水平, 分析了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及影响因素。

迄今为止, 针对中国北方草原区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趋势、草地生产力、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稳定性等方面[23, 24]。在家庭尺度探讨我国北方草原区牧户生计脆弱性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 郝文渊等[25]和宋连久等[26]评价了西藏林芝地和藏北草原牧民生计资本存量及其生计策略。道日娜[27]研究了内蒙古东部农牧交错区域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已有研究的关注点仅限某一区域牧户, 但大尺度、多类型草原区的脆弱性研究还未见报道。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压力的增大和社会经济风险因素的增强, 草原区牧户脆弱性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是一种理解贫困深层原因并给予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 并可应用于不同层次和尺度的研究而获得广泛认可。鉴于此, 本研究试图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 通过寻找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子, 构建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识别脆弱牧户, 基于牧户尺度探讨牧户及县域、区域牧户脆弱性分异特征, 为提高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的适应能力, 促进牧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构建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适应性管理新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取随机分层典型抽样方法, 遵照抽样代表性和可行性原则, 选定中国北方地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草原化荒漠和山地草原类型为研究区域, 在各个草原类型选定2~3个旗县, 共15个旗县, 从每个旗县抽取2个乡镇(苏木), 每个乡镇抽取3个村(嘎查), 从每个村抽取10户牧民为研究样本。课题组与2010年4-10月进行实地入户调研, 获得有效问卷727份, 为确保调研信息准确, 聘请了旗县草原站和调查乡镇熟练蒙语的蒙古族干部为语言翻译, 每户问卷调查时间约为2 h。调研内容主要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

1.2 研究方法

1.2.1 目标层指标的建立方法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 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目标层指标[7, 9, 28]。基本过程为:第1步理论分析, 通过查阅脆弱性评价的相关文献, 结合研究区概况和目的厘定脆弱性概念。第2步层次分析, 按照影响牧户脆弱性主要生计资本类型, 归纳不同类型生计资本对牧户脆弱性产生影响的作用方式及生计资本之间的配置方式, 形成目标层评价指标框架。第3步专家咨询, 通过单独咨询专家和召开专家会议咨询的方式, 最终确定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类为目标层评价指标。

1.2.2 指标层指标的建立方法 指标层指标的建立采用Delphi专家咨询法, 基本过程如下。

1)成立Delphi专家评价小组。从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选取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草业科学等专业, 具有扎实理论功底的副高级以上职称的理论型专家10名; 从研究区基层单位选取熟悉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工作年限15年以上的具有丰富牧区一线工作经验的实践性专家20名, 组成咨询专家库。

2)初拟指标体系。运用专题小组访谈, 咨询权威专家的方法, 拟定指标层指标。人力资本指标层指标为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是否拥有成年男性劳动力和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 自然资本指标层为牧户承包草场的生产力和实际使用草场的生产力; 物质资本指标层为住房面积、房屋类型、家庭固定资产和家畜资源; 金融资本指标层为牧户家庭年现金总收入和是否获得无偿援助; 社会资本指标层为政策信息来源渠道、市场信息来源渠道、参加社会组织情况和参加社会保障情况15个指标层指标。

3)开展专家咨询。用Delphi法进行专家函询。第1轮专家征询中请专家就每个指标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按0~1分的等级进行评分, 0分最低, 1分最高, 并请专家对拟定指标提出修改意见。第2轮及多轮征询中将各位专家前一次判断意见汇总, 列成图表, 进行对比, 再分发给各位专家, 让专家比较自己同他人的不同意见, 修改自己的意见和判断, 逐轮收集意见并为专家反馈信息。

1.3 变量确定

本研究对两轮专家征询结果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统计指标主要有专家积极系数、专家权威程度、专家意见集中程度、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和指标权重系数的计算。

1.3.1 专家积极系数 专家咨询表的回收率, 其大小说明征询专家对该研究课题的关注程度。

1.3.2 专家权威程度 专家权威程度为专家对指标的熟悉程度和专家对指标作出判断的依据。专家权威程度一般由2个因素决定:一是专家作出判断的依据, 本研究对指标作出判断的依据具体赋值见表1; 二是专家对问题的熟悉程度。本研究将专家对指标的熟悉程度分为非常熟悉、比较熟悉、熟悉、不太熟悉、不熟悉5类, 分别赋予1.0、0.8、0.5、0.2、0。专家权威程度计算公式:

CR= Ca+Cs2

式中:CR为专家权威程度; Ca为专家判断的依据; Cs为专家对指标的熟悉程度。

表1 专家判断依据影响程度赋值情况 Table 1 Value of how the experts make decision

1.3.3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为专家对各指标评价意见的一致性程度。在进行一致性检验时, 当评分者为2人时, 可采用Pearson或Spearman相关系数评价一致性; 当评分者多于2个时, 可以采用Kendall和谐系数考察评价一致性程度。专家意见协调程度在0~1之间, 值越大, 专家们的分歧越小, 经X2检验后, P< 0.05, 即认为专家意见协调程度具有统计学意义, 专家之间意见具有一致性。其计算公式为:

W=12× Ri2-Ri2/N[K2(N3-N)]

式中:W为和谐系数; K为专家人数; N为指标数; Ri为第i个指标得到的分数水平等级之和。

1.3.4 指标权重系数 本研究采用百分权重法计算指标的权重系数, 公式如下:

Sj= i=1nBiNi

式中:Sj为第j个指标的得分; j为1, 2, 3, …, m被评价的指标; i为1, 2, 3, …, n被评价的等级数; Bi为被排在第i等级的得分; Ni为指标j在第i等级的频数。

1.3.5 脆弱性指数计算 由于调查获取的数据具有不同的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 因而需对指标的量化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本研究选取极大极小值标准化。根据各指标的量化值和各指标的标准化得分, 就可以确定各指标的综合得分, 从而求出牧户脆弱性指数。

T= i=1nj=1mWijIij

式中:T为牧户脆弱性指数; Wij为第i类生计资本的第j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Iij为第i类生计资本第j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得分。

2 结果与分析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研究中,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征询的专家平均年龄为43.2岁, 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理论型专家中, 100%的专家具有博士学位, 95%的专家具有正高级职称; 基层实践性专家中, 78.9%的专家具有副科级以上职务或中级以上职称。在两轮专家函询问卷中, 第一轮专家积极系数为90%, 第二轮专家积极系数为79.3%。可见, 征询专家对本指标体系的建立有较高关注程度。

专家权威程度是对专家评分依据和评估指标熟悉程度的综合量化结果。两轮征询中, 专家判断依据分别为0.8896、0.8682, 专家对评价指标的熟悉程度分别为0.7076和0.7227, 专家权威程度分别为0.7986和0.7955, 均处于较高水平。两轮征询的专家意见协调系数分别为0.445和0.692, 协调系数经卡方检验, P< 0.01,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可知, 通过两轮征询, 专家权威程度较高,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增加, 通过该方法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可信。

2.1.1 指标类型的确定 第1轮函询的5项目标层指标的变异系数范围为0.56~0.36, 均值0.41, 其中2项指标的变异系数超过0.45; 第2轮函询后指标权重的变异系数范围为0.38~0.13, 均值0.23, 无指标变异系数超过0.45, 确定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层指标。第1轮征询的15项指标层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67~0.19, 其中6项指标的变异系数超过0.45, 根据专家意见将住房面积和房屋类型两项指标合并为住房情况一项指标, 同时新增棚圈情况, 总指标数不变。通过指标修改和调整后, 第2轮函询指标权重的变异系数范围为0.40~0.09, 无指标变异系数超过0.45, 不需对指标进行调整, 15项指标层指标见表2

2.1.2 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第2轮专家征询意见结果运用百分权重法计算指标层各指标权重。各指标权重系数见表2

表2 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le 2 Table of indices’ weight
2.2 牧户生计脆弱性特征分析

2.2.1 总体分布特征 由表3可知, 研究区牧户家庭脆弱性指标值集中分布在0.208~0.375之间, 占总数的75.2%, 呈现中间聚集、两边偏少的分布状况。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区牧户家庭脆弱性指数值的总体分布状况, 经夏皮罗-威尔克法检验, W值为0.971, P< 0.000, 表明牧户家庭脆弱性指数值呈正态分布。研究区牧户家庭脆弱性指数均值为0.2990, 处于较低水平, 表现出较高的脆弱性。

表3 不同脆弱性水平上的样本个数 Table 3 Number of samples with different vulnerability levels

2.2.2 人口统计学特征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 家庭人口统计特征与脆弱性大小有密切关系[29]。为研究家庭人口统计特征与牧户脆弱性大小的关系, 利用研究区牧户家庭脆弱性指数与牧户家庭主要人口统计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表4)。可知, 家庭规模、劳动力人数、户主教育水平、负担比与牧户脆弱性呈显著相关, 而户主年龄与牧户脆弱性无显著相关性。可见较大的家庭规模、较多的劳动力人数和较高的家庭成员教育水平有更为高效的风险管理策略和应对能力, 在面临不利风险冲击时, 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能有效地平滑牧户脆弱性波动。

表4 牧户脆弱性与家庭人口统计变量的相关分析 Table 4 The related analysis of herders vulnerability and household demographic variables

2.2.3 牧户脆弱性类别及生计资本特征 1)脆弱性类别界定。参照邰秀军等[30]在陕西周至县进行农户贫困脆弱性界定方法。结合本研究, 依据牧户脆弱性指数的大小, 运用K-means Cluster方法进行样本聚类, 根据聚类结果可将牧户脆弱性分为高低两类, 其中第1 类脆弱性指数< 0.314, 为高脆弱性牧户, 包括468个样本, 占比64.37%; 第2 类脆弱性指数> 0.314, 为低脆弱性牧户, 包括259个样本, 占比35.63%。本次聚类分析通过了方差检验, F值极显著, 表明将研究区牧户依据脆弱性指数的高低分为两类具有合理性。

2)人力资本特征。在人力资本中, 高脆弱性牧户与低脆弱性牧户在户主平均年龄和户主性别2类指标上有显著性差异(表5)。研究表明, 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 应对风险的能力降低。在户主性别方面, 女性户主在低脆弱性牧户中的比例为6%, 而在高脆弱性牧户中的比例为94%, 与男性户主在低、高脆弱性牧户中所占比例的38%和62%形成鲜明的对比, 女性户主牧户较男性户主牧户更易陷入脆弱状态。从户主教育水平、家庭规模和家庭教育水平来看, 低脆弱性牧户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 而高脆弱性牧户相对较低。

表5 高、低脆弱性牧户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分析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human capital

3)自然资本特征。草地是草原牧区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性物质资源。低脆弱性牧户户均草场实际使用面积为715.2 hm2, 显著高于高脆弱性牧户户均的246.4 hm2, 前者为后者的2.9倍。低脆弱性牧户户均草场流转面积为345.7 hm2, 显著高于高脆弱性牧户户均的165.6 hm2, 前者为后者的2.0倍(表6)。高、低脆弱牧户在出租和租用草场的比例等方面无显著差异, 高脆弱性牧户出租和租用草场的比例分别为62.5%和56.0%, 均高于低脆弱性牧户的37.5%和44.0%, 但低脆弱性牧户租用草场的比例高于出租草场的比例, 而高脆弱性牧户出租草场的比例却高于租用草场的比例。可见, 一是低脆弱性牧户拥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占有量; 二是低脆弱牧户在草地等自然资源的配置上表现出较高的主动性; 三是低脆弱性牧户倾向于租用草场而高脆弱性牧户倾向于出租草场。

表6 高、低脆弱性牧户自然资本差异分析 Table 6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atural capital
表7 高、低脆弱性牧户生产工具差异分析 Table 7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roduct tools
表8 高、低脆弱性牧户家畜资源差异分析(羊单位) Table 8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vestock ownership Sheep unit

4)物质资本特征。高、低脆弱性牧户在住房面积和生活交通工具数存在显著差异(表7), 生产性工具数和总资产数无显著差异。表明高、低脆弱性牧户在生产必需品拥有量无差异, 而在生活消费类产品拥有量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 低脆弱性牧户生活条件优于高脆弱性牧户。

高、低脆弱性牧户拥有的家畜资源总量总羊单位数分别为545.9和594.4(表8), 高脆弱性牧户显著差异低于低脆弱性牧户。高脆弱性牧户在各类家畜的年初存栏数、能繁母畜、年内繁殖数和年内出栏数显著低于低脆弱性牧户。同时, 高脆弱性牧户的绵羊、肉牛、奶牛、马家畜数量方面均低于低脆弱性牧户, 仅在山羊能繁母畜数量上高脆弱性牧户(86.78个羊单位)高于低脆弱性牧户(77.87个羊单位)。研究表明, 低脆弱牧户不仅拥有较多的家畜数量, 而且畜群结构更为合理。在遭遇雪灾、旱灾、沙尘暴等自然灾害袭击和市场波动等因素冲击时, 较多的家畜数量和合理的畜群结构更易平滑灾害带来的消极影响。

5)金融资本特征。高、低脆弱性牧户在金融资本存在显著差异(表9)。高、低脆弱牧户在总收入和总支出上均存在差异, 低脆弱性牧户户均纯收入36619.9元, 而高脆弱牧户户均纯收入仅为2539元, 两者相差15倍; 低脆弱性牧户的总支出为71914元, 总收入为108533.9元, 总支出占总收入的66.3%, 高脆弱性牧户的总支出为39562元, 总收入为42101元, 总支出占总收入的94%。在各项支出上, 低脆弱性牧户较高脆弱性牧户有较高的货币支出, 低脆弱性牧户总支出为高脆弱性牧户的1.82倍, 但雇工、草场租用、燃油和其他等生产性支出上为高脆弱性牧户的5.07, 2.57, 1.89和2.42倍。由此可见, 一是低脆弱性牧户家庭拥有更为雄厚的金融资本; 二是低脆弱性牧户家庭总收入大于总支出, 金融资本存量较为丰盈, 而高脆弱性牧户家庭收支基本平衡, 金融资本累积量较少; 三是低脆弱性牧户将更多的金融资本投入到生产性消费, 而高脆弱性牧户则在生活性消费上投入较高。

表9 高、低脆弱性牧户金融资本差异分析 Table 9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financial capital RMB/yr

6)社会资本特征。研究(表10)表明, 低脆弱性牧户在获取政策信息的总渠道上显著高于高脆弱性牧户, 而高脆弱性牧户在社会保障情况方面显著高于低脆弱性牧户。可见, 低脆弱性牧户对政府政策信息等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而政府组织对高脆弱性牧户给予了更多的政策保障和覆盖。

表10 高、低脆弱性牧户社会资本差异分析 Table 10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ocial capital
2.3 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县域区域特征分析

表11可知, 基于牧户脆弱性指数进行县域牧户脆弱性均值比较, 由高到低依次为:昌吉市> 玛拉斯县> 呼图壁县> 四子王旗> 乌拉特旗> 苏尼特右旗> 阿拉善左旗> 杭锦旗> 乌审旗> 鄂托克旗> 阿拉善右旗> 陈巴尔虎旗> 锡林浩特市> 新巴尔虎左旗> 东乌珠穆沁旗; 基于高脆弱性牧户比例进行县域牧户脆弱性比较由高到低依次为:玛拉斯县> 昌吉市> 四子王旗> 呼图壁县> 乌拉特旗> 阿拉善左旗> 苏尼特右旗> 乌审旗> 鄂托克旗> 杭锦旗> 阿拉善右旗> 陈巴尔虎旗> 锡林浩特市> 东乌珠穆沁旗> 新巴尔虎左旗。两种方法对15个旗县牧户脆弱性排序相关性系数为0.975, P< 0.001。运用脆弱性指数值与高脆弱性牧户比例对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脆弱性大小排序, 由高到低依次为:山地草原> 草原化荒漠> 荒漠草原> 沙地草原> 草甸草原> 典型草原。

研究表明, 中国北方草原区基于牧户尺度县域和区域牧户脆弱性存在自西向东依次减小的趋势, 在大尺度范围内, 环境因子成为决定牧户脆弱性的关键因子, 牧户脆弱性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异性。

表11 县域牧户脆弱性指数值比较 Table 11 Comparison of the herds’ vulnerability between counties
3 结论

通过对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脆弱性指标体系指标权重大小的研究表明, 北方草原牧户在现有资产的配置状况下抵御风险的现实和潜在能力主要依赖自身资源的占有量, 而对社会资源的依赖较小, 其中牧户获取政策信息渠道和参加社会组织情况被认为是影响脆弱性最小的因素, 反映出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社会资本的累积较少, 在牧户应对风险冲击中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 应加强草原区牧户社会资本的累计。

草地资源是草原牧区一切生产生活的基础性资源, 草地资源决定家畜资源, 家畜资源和金融资本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家畜资源和金融资本可以反作用于草地资源, 可见, 草地资源成为“ 草— 畜— 钱” 相互转化的决定性因素。“ 双权一制, 即草场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责任制” 土地产权制度实施以来, 牧户草场承包面积并未随牧户家庭人口增减及时调整相对固化。因此, 在保持现有草地产权稳定的前提下, 要加大草地资源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力度。

中国北方草原区区域尺度牧户脆弱性存在自西向东依次减小的明显地带性规律。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脆弱性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异性, 在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要因地制宜地实施惠农惠牧政策, 促进牧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Hou X Y, Yin Y T, Ding Y. An overview and prospects for grassland adaptive management in China.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2011, 20(2): 262-269.
侯向阳, 尹燕亭, 丁勇. 中国草原适应性管理研究现状与展望. 草业学报, 2011, 20(2): 262-269. [本文引用:1]
[2] Zhong F L, Fan S Y. Analysis on the economic behavior of the herdsman in the Hexi corridor——A case study of Sunan County. Human Geography, 2005, 20(5): 112-118.
钟方雷, 樊胜岳. 河西走廊祁连山区牧户经济行为分析—以肃南县为例. 人文地理, 2005, 20(5): 112-118. [本文引用:1]
[3] Li W J, Zhang Q. Interpretation of Grassland Dilemma in the Arid and Semi-arid Grassland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Several Awareness of the Problem[M].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09: 13-15.
李文军, 张倩. 解读草原困境——对于干旱半干旱草原利用和管理若干问题的认识[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本文引用:1]
[4] Da L T, Zheng Y S. Pastoral Areas and Market——A herder-based Economics[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0.
达林太, 郑易生. 牧区与市场——牧民经济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本文引用:1]
[5] White G F. Natural Hazards, Local, National, Globa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本文引用:1]
[6] The World Bank. Dynamic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Poor Developing a Social Protection Strategy for Africa[M]. Washington: Human Development Group, 2000. [本文引用:2]
[7] Sharp K. Measuring Destitution——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n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M]. England : IDS Working Paper, 2003: 1-54. [本文引用:6]
[8] Chen C B. Riskand weakness of rural households——An analysis framework and experiments from poverty areas.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5, (8): 47-50.
陈传波. 农户风险与脆弱性: 一个分析框架及贫困地区的经验. 农业经济问题, 2005, (8): 47-50. [本文引用:2]
[9] Li X Y, Dong Q, Rao X L, et al. The analysis methods of vulnerability of peasant household and its localization in China.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7, (4): 32-38.
李小云, 董强, 饶小龙, .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4): 32-38. [本文引用:4]
[10] Liu X Q, Wang Y L, Pen J. Progress in vulnerability analysis of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09, 24(8): 917-927.
刘晓茜, 王仰麟, 彭建. 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进展. 地球科学进展, 2009, 24(8): 917-927. [本文引用:1]
[11] Yu O, Yan J Z, Zhang Y L. Reviews on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1, 30(1): 27-34.
喻鸥, 阎建忠, 张镱锂. 区域气候变化脆弱性综合评估研究进展, 2011, 30(1): 27-34. [本文引用:1]
[12] Bebbington. Capitals and capabilities——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peasant viability, rural livelihoods and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1999, 27(12): 2021-2044. [本文引用:1]
[13] Hahn H M, Riederer A M, Foster S O.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assessing risks from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A case study in Mozambiqu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9, (19): 74-88. [本文引用:1]
[14] Li J, Li Y L, Tai X J, et al. On the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in the western poor areas after the slop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withi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from the rural households survey in the Zhouzhi County, Shanxi Province. China Rural Survey, 2009, (5): 29-38.
黎洁, 李亚莉, 邰秀军, .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西部贫困退耕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2009, (5): 29-38. [本文引用:2]
[15] Yang Y Y, Zhao F. A survey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A case study of the reservoir zon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Middle Line) project.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9, (3): 58-65.
杨云彦, 赵锋.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 2009, (3): 58-65. [本文引用:1]
[16] Su F, Pu X D, Xu Z M, et al. Analys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take Ganzhou in Zhangye City as a example.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9, 19(6): 119-125.
苏芳, 蒲欣冬, 徐中民, .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6): 119-125. [本文引用:1]
[17] Yan J Z, Yu O, Wu Y Y, et al.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farmers and nomads in eastern ecotone of Tibetan Plateau China. Scientl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7): 858-867.
阎建忠, 喻鸥, 吴莹莹.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脆弱性评估. 地理科学, 2011, 31(7): 858-867. [本文引用:1]
[18] Zhao X Y, Li H, Yang P T, et al.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livelihood activities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on Gannan Plateau.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4): 111-118.
赵雪雁, 李巍, 杨培涛, .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4): 111-118. [本文引用:1]
[19] Ding W Q. Herders Vulnerability Evaluation in Northern Grassland of China—A Case Study in Inner Mongolia Desert Grassland [D]. Lanzhou: Lanzhou University, 2012: 16-26.
丁文强. 我国北方草原区牧户脆弱性评价——以内蒙古荒漠草原区为例[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2: 16-26. [本文引用:1]
[20] Hou X Y, Ding Y, Wu X H, et al.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Northern Grassland of China[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4: 112-140.
侯向阳, 丁勇, 吴新宏, . 北方草原区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112-140. [本文引用:1]
[21] Li C, Li S Z, Fei E D M. Labor Out-migration and the Rural Households Sustainable Livehood From the Micro-Per Spective[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0: 105-128.
李聪, 李树茁, 费尔德曼. 微观视角下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05-128. [本文引用:1]
[22] Zhu J J, Hu J L, An K, et al. Analysis on the choice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peasant households who rent out the farmland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based on CFPS data.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 (2): 49-58.
朱建军, 胡继连, 安康, .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2): 49-58. [本文引用:1]
[23] Niu J M. Impacts prediction of climatic change on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of grassland in Inner Mongolia. Acta Agrestia Sinica, 2001, 9(4): 277-282.
牛建明. 气候变化对内蒙古草原分布和生产力影响的预测研究. 草地学报, 2001, 9(4): 277-282. [本文引用:1]
[24] Li Z Q, Liu Z G, Chen Z Z, et al.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s on the productivity in the Inner Mongolia steppe of China.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2003, 12(1): 4-10.
李镇清, 刘振国, 陈佐忠, . 中国典型草原区气候变化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 草业学报, 2003, 12(1): 4-10. [本文引用:1]
[25] Hao W Y, Yang D S, Zhang J,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of rural house-holds: A case of Nyingchi in Tibet.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8(10): 37-41.
郝文渊, 杨东升, 张杰, . 农牧民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西藏林芝地区为例.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4, 28(10): 37-41. [本文引用:1]
[26] Song L J, Sun Z B, Sun Q L, et al. Analysi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grassland herdsmen——A case of Baingoin County in Northern Tibet. Acta Agrestia Sinica, 2015, 23(6): 1287-1294.
宋连久, 孙自保, 孙前路, . 藏北草原牧民可持续生计分析—以班戈县为例. 草地学报, 2015, 23(6): 1287-1294. [本文引用:1]
[27] Dao R N.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assets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rural households of farming pastoral area——A case study on four counties in the eastern Inner Mongolia.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4(5): 274-278.
道日娜. 农牧交错区域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内蒙古东部四个旗为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5): 274-278. [本文引用:1]
[28] Li Y C, Liu M, Liang W N, et al. Establishment of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evaluating health influence of 2008 Olympic Games on population. Capit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7, 1(2): 55-57.
李雨春, 刘民, 梁万年, . 奥运会对人群健康影响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首都公共卫生, 2007, 1(2): 55-57. [本文引用:1]
[29] Chaudhuri S, Jalan J, Suryahadi A.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C]. New York: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olumbia University, 2002. [本文引用:1]
[30] Tai X J, Li S Z. Study of Vulnerability Measurement for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1: 136-150.
邰秀军, 李树茁. 中国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测度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36-150. [本文引用:1]